香港租金貴,扼殺音樂,長毛說:「所以香港人抵死,你去買唱片,撐自己人就有機會。」

政壇人物

音樂人生 梁國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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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 a Gadda Da Vida( Garden of Eden), baby, don't you know that I'll always be true.
"In a Gadda Da Vida" Iron Butterfly
梁國雄十歲出頭開始聽音樂,沒錢買唱片,叫唱片店老闆將歌曲灌錄在錄音帶,便宜一大截,那年頭未有互聯網,一樣可以盜錄。
六、七十年代是搖滾音樂黃金時期,長毛斷言之後搖滾死亡,他從此截數,展開延綿幾十年的抗爭,半生驚濤駭浪,但音樂世界永遠停留在那個最美好的歲月。
優秀的歌詞也是文學作品,梁國雄的偶像 Bob Dylan去年便獲諾貝爾文學獎,長毛說:「老實講,文學就是寫人性, Rock and Roll也一樣。我們說的所有事都反映我們和這個世界的關係,所謂以他人之杯酒,澆自己之塊壘,找個題材將自己壓抑的潛意識表現出來。」
六四屠城後梁振英罵過大陸,也許就是潛意識在說話,「我覺得當時他是真誠的。」
譚耀宗也罵過,「是真誠的,只是下一分鐘不真誠,人一向如此。你有沒有聽過《 Iron Butterfly》一首歌講伊甸園,就是說這個故事。」
那首歌是迷幻音樂,當時不少音樂人服用迷幻藥,帶出潛意識創作歌曲,記者和梁國雄就從這裡談起。另一位梁先生嘛,他大抵已將潛意識殺死,以免再說錯真話。

 


「服用迷幻藥是個深刻的體驗,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之一,迷幻藥讓你知道硬幣有另一面。」
––蘋果公司創辦人喬布斯

Bob Dylan是樂壇長青樹,「至今仍有新嘢,你話死唔死,佢係咪黐線㗎?」

梁國雄說,人總是發現,以至後來發明一些方法令自己離開憂愁,其中藥物令人離開意識控制,進入潛意識,他認為李白、梵高也服藥創作,記者問他可有這個經驗,他說得直白:「軟性毒品年輕時當然有,軟性毒品和抽一支雪茄沒有分別,藥效差不多,你買一支頂好的雪茄,上萬元的,和飲杯酒都有個鬆弛的幻覺。」
他質疑為何大麻被禁,香煙、雪茄就隨處買到,「如果大麻合法化,大量生產,價錢下降,影響的就是煙草業,你服用了大麻對吸煙的需求減少,如果用大麻代煙,其實反吸煙運動就是想做這件事,你抽一次兩、三小時不想抽煙,減低吸煙量。」
本報導無意鼓勵濫藥,畢竟通過冥想也可進入潛意識,至於喬布斯的體驗只供參考,有機會你自己問他,長毛則說:「無問題,你就用冥想吧,但為什麼反對食藥的人?」
人類不良嗜好何止藥物,酒精也會上癮傷身,「其實酗酒也影響其他人,一個酗酒的父親影響整個 family tree,影響社交、工作能力,不過酒的力量太大,酒很 joyful,尤其西方社會,你叫人不飲酒等如叫他去死,好了,現在我們西方主導, EU也好, UN也好,是西方白種人的世界。為什麼你不取替咖啡和茶?」
西方搖滾音樂離不開毒品女人,長毛偶像 Bob Dylan為不少女人寫過歌,例如《 Just Like a Woman》為 Andy Warhol的妻子而作,「俾我捉×到佢幾樣嘢,失戀一定寫歌,溝女又寫歌,你睇×到佢失戀的歌和溝女的歌,他的動力就在這裡,呢條×樣鹹濕佬嚟㗎!」
「你知啦,咁×有名氣,女朋友多×到阿媽都唔×認得,他真的一失戀,一溝女就有新歌,他真的是音樂人,他的喜悅,煩惱表達出來,呢啲仲唔×係音樂人係乜×嘢?你憎佢又好,都無×用。」毛哥說得激動,似乎他的喜悅也不小。
Tin soldiers and Nixon's comin', we're finally on our own, this summer I hear the drummin', four dead in Ohio.
––"Four dead in Ohio" Crosby, Stills, Nash& Young
Bob Dylan作為抗爭歌手,一九六九年缺席紐約 Woodstock胡士托音樂節,飽受批評。該四天的盛事吸引四十萬觀眾入場,主要反對美國參加越戰,長毛說:「胡士托之前一年(六八年)就是布拉格之春,整個世界在變,香港有暴動(六七年),大陸有文革(六六年開始),全世界的第二代都在 make the statement。」
這幾年文革、六七暴動、布拉格之春、胡士托相繼度過五十周年,即使時下大部分人沒經歷過,但有前人為鑑,我們日後道路好走一點。長毛解釋,四五年二戰結束,美國推銷所謂美國夢,二十多年後到了六九年,戰後一代長大,發覺社會不似預期,一場越戰更是當頭棒喝。
「你想想,打完世界大戰大約二十年我們便上月球,科技發展很快,但是人類在地上的問題還未解決,我們浪費多少錢在軍備競賽、核子武器、打仗? Welfare沒有了,變成 warfare。」
同一道理,香港回歸十七年後爆發雨傘運動,回歸前後出生一代 make the statement,只是醞釀年期比胡士托短,「為何我們的爆發那麼快?因為共產黨給了我們時間表,說好十年可以普選,等了十年又說不行,到第十七年原來沒有。等於美國是 American dream,原來 dreamland會變成 battlefield,變成 graveyard,當然反枱。」
六四至六五年美國爆發 Free Speech運動,學生在校園宣示主權,梁國雄曾翻譯有關書籍,熟知詳情,「所有學生覺得學校是我的,不是你的,我們有權說話,學生是持份者,學生是用家,怎到你說話?」
鏡頭轉到今天香港,教大民主牆事件,建制派議員追殺張貼標語的學生,原來大學的事,左派議員說了算,「現在這班建制派議員倒退五十年,這班人很可笑,在號稱廿一世紀的國際大都會開歷史倒車。」
美國經過 Civil Right、 Free Speech等運動,到了胡士托到達文化大爆破,牽纏十多年,香港則不然,「香港雨傘運動比起美國青年運動差很遠,人家延綿很久,激烈很多;雨傘運動我們覺得好巴閉,那是從香港的 prospective看出去。」
「你看 Crosby, Stills, Nash& Young的《 Four Dead in Ohio》便說 Ohio的 Kent State University殺了四個人(國民警衞殺學生),一殺完,全個美國作反。我覺得無論本土也好,獨立也好,論述和歷史上真的要看遠一點,看多一點,裝備自己,這就是我的講法。」
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, before they're allowed to be free.
––"Blowin’ in the Wind" Bob Dylan
Folks意指人民、民歌,早年民歌反映民困,成為反抗的象徵, Bob Dylan正是代表人物;香港抗爭不少,卻孕育不出一個 Bob Dylan,據梁國雄分析,因為早年港人其實在這片地避難。
「香港文化上跟英國人統治之下避秦找個落腳點有關,所以我們很難有文學的土壤,文藝記述很少探討這些問題,社會心理學上大家都不想記起這些事,不想 take side,好可惜,我們錯過了很多機會。」
他形容八十年代香港進入享樂主義,聲色犬馬忘掉憂愁,中產階級就在當時出現,「你要保有所謂比他人更優越的生活方式,所以你不由自主為此奔波操勞,我經常說香港中產階級暑假度假去不到歐洲好麻煩,喝酒喝不到法國餐酒好麻煩,子女上不到國際學校好麻煩,住屋區域差,令子女讀書揀不到名校好麻煩,子女補習不到好麻煩。」
六四屠城之後港人憂慮將來,出現周星馳的無厘頭文化,不將焦點放在實質問題上,「我們不喜歡悲劇,喜歡喜劇,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這些喜劇很多。很快便沙士,整個文藝發展開始沒落。最近一些年輕人出來用他們的方式記述香港的事,是很好的嘗試,他們的好處是沒包袱,不好是沒有歷史的回望。」
香港租金愈來愈貴,現場音樂表演划不來,創作歌手難以生存,「第二是 mindset問題,我們感覺不到一些抽象概念,什麼人權,我們的教育沒有這些東西,我們只感受到香港價值體系入面的東西。 My Little Airport開頭講嘢幾過癮,但講來講去就是這麼多,對生活微小的不滿,寫不到《 Blowin’ in the Wind》,《 Like a Rolling Stone》,《 Masters of War》,《 License to Kill》。」

一九六九年胡士托音樂節震撼世界,「其實越戰是非常重要的因素,原來美國人要去打仗,不知為什麼打仗,會有死人。白種小孩長大了原來要去越南打仗,去越南打仗為什麼?不知道。」

「學生運動就是最優秀的學生出來 say no,社會將來要培養的 elite作反,你話幾大鑊。」

長毛五度因抗爭入獄,圖為 23歲時支持艇戶被捕。
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,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,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, no one dare.
––"The Sound Of Silence" Simon& Garfunkel

「美國戰後一代加上前輩當中覺醒了的人震撼整個美國社會,你說黑人不應該有權利,你錯;你說女人不能墮胎,你錯;你說同性戀是罪行,你錯。」

回歸後進入標籤主義,社會開始撕裂,政權則施以威權,長毛說:「因為我們反抗他,他便用威權政治對付我們,他問的問題看似無厘頭:『你愛不愛國?是否贊成一帶一路?』這個等級制度是對主子的忠誠,所以經常考試。」目前還未至於極權,「威權政治我說話你不出聲便算,極權政治你不作聲不行,一定要出來說:『你真說得對,我真仆街,我曾經懷疑過你。』這叫極權政治。」
他指現在香港無厘頭復辟,「以前的無厘頭文化是一個盲目的樂觀,現在是一種盲目的悲觀。你看看最近,要別人死,覺得別人死是很重要的,其實別人死與不死對你有什麼重要?因為我們對推翻制度沒有信心,就針對制度的個人,可能我們覺得制度不倒下,人可能倒下,或者制度不被命運懲罰,個人可能被命運懲罰。」
魯迅《阿 Q正傳》以虛構人物阿 Q代表一個民族的劣根性,如今港人卻針對個人,例如蔡若蓮,「蔡若蓮或者其他人,現代來說叫阿 S、阿 R都可以,但懶得抽象,直指那個人,因為我們憎恨她代表的制度,我們已經失去耐性。」
在這環境更難孕育抗爭歌手,「《 The Sound of Silence》就是直接因為 J F Kennedy被殺而作,香港藝術家欠缺這些視野,即使何韻詩也寫不到,寫得很若即若離,始終好像一首情歌。我曾經建議明哥(黃耀明)寫首歌,他說會寫,但寫不到,當然我現在不是說他,可能他寫了,未拿出來,或者未修飾。何韻詩的《撐起雨傘》都算是了,很直率,我要給她 credit。」
「任暴雨下,志向未倒下,雨傘是一朵朵的花,不枯也不散。」
––《撐起雨傘》
撰文:陳勝藍
攝影、攝錄:王 晴、韋 平、黃雲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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