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惠芬早年從大陸來港,她指一般草根移民欣賞香港的價值、文化,可惜被有錢內地人的劣質文化掩蓋,令香港人抗拒。

壹些事壹些情

來自大陸 難忍香港大陸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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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國人有個說法,德國是納粹黨第一個侵佔的國家,德國人是二戰第一批受害者,畢竟集中營裡面也有德國人。
同一道理,中國人也是極權下第一批受害者,平民百姓欣賞香港的文化、價值來到這裡,腰纏贓款的不作此論。
青年因東北發展案和公民廣場案被判入獄,代表司法失守,揭開霸王硬上弓的時代。避秦的人來到桃花源,一天打開門,他媽的秦兵就在眼前。

 


王惠芬 大陸強姦香港搵真愛

當年眼見香港社工忽視少數族裔需要,○一年創立融樂會。

王惠芬( Fermi)是融樂會創辦人,早在一九八一年從大陸來港,經歷了十六年殖民地時代,二十年特區歲月,對她來說回歸是另一次殖民,她說:「我覺得可悲,悲哀之處就是香港是一個進步、文明地方,被一個這麼落後、極權的國家統治,是一種再殖民,一種更加令人難受的感覺。」
兩害取其輕,英國殖民地當然風光過中國殖民地,「九七前我們被殖民,很多人覺得很羞辱,但畢竟我們面對是一個民主、人權和文明的國家,當然有些人覺得無論如何殖民都是對一個民族的侮辱,但現在我覺得回歸中國這種殖民更加羞辱,因為基本上將他最劣質的一套,不論政治上,做事手法,差不多深入我們香港每一個範疇。」
二○一二年香港政府推行國民教育,即是愛國教育,可是沒多少人願意和中共談情說愛,終於擱置,「中國內地不會承認對香港是殖民,無恥到認為我很愛你,為何你不愛我?但對香港人來說,你一個核突佬入我間屋強姦我,然後叫我愛你,但他認為強姦而已,沒說不養你,問題是你強姦我,我跟你沒關係,沒感情,連感情培養都沒有的時候,說不愛他,他真的傷心這才吹脹!」
她指外國也有愛國教育,因為人家國家愛得落,中國污糟核突土佬可不用客氣,「特區政府譬如特首由幼稚園開始要知道自己是中國人,我的感覺是你放過他們吧,由幼稚園開始被他們強姦。」
一三年 Fermi退出融樂會,翌年投入傘運,不時問年輕人何故犯險參與佔領,對方一個比喻打動了她,她引述說:「他們用了一個比喻,被中共捏着陰囊,捏到你痛,問你服我嗎?愛我嗎?我當然愛,當然服,否則捏死我,當然當中夾雜粗口。我覺得這個比喻很生動,但也是很真實的悲哀。」
「毛澤東食屎」

王惠芬(前排左二)的姊弟妹輕度智障,因此她恨極中共。

王惠芬十歲從內地來港,在這裡受教育,成為基督徒,回歸後創立融樂會,為少數族裔請命,沒有香港就沒有這份 CV,「如果今時今日我在內地,而我從事香港現在做的事,一定正在坐監,不知幾多次因為尋釁滋擾,譬如為少數族裔發聲,去聯合國投訴,公開地宣稱我是一個基督徒,上教會。」
她自言幸運來到香港,然而近年不幸患上子宮癌、乳癌,她卻嘆句幸運是我,如果比起劉曉波的話,「我慨嘆如果我坐監,我有病可能會死在監倉。」英國前相首戴卓爾夫人一句話令 Fermi打從心底裡同意:「中共在未來一百年不會對人類文明有任何貢獻。」
偉大的毛澤東也有句話:「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(所以愛國教育沒市場),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。」王惠芬的外公是福建泉州幾條村以內唯一大學生,又做過國民黨記者,共產黨一到,他成為批鬥常客,外婆認定嫁給識字的人連累全家,雖然女兒有個知識分子愛人,硬將她許配兩座山以外一個僑胞。

王惠芬作為特首選委,報名成為港區人大選委,希望了解人家玩法,增加非建制派影響力。

那僑胞智障,生下五個子女其中三個腦袋不行,只有二女及老三王惠芬正常,一家常被鄰居嘲弄,「共產黨政權不但造成生靈塗炭大饑荒,對一些普通小市民婚姻終生幸福也有很大影響,例如我家就是。」
四、五歲時眼見毛澤東被神化,不住問媽媽:「毛澤東食番薯嗎?」媽媽不勝其煩,說:「食屎呀!」小女孩驚為天人,追問:「凍食還是熱食?食誰的屎?」媽媽亂說:「周恩來的!」王惠芬跑到街上大叫:「毛澤東食屎!」村長領導上門追究。
僑胞代表家中有點錢,有所謂華僑券,過年可以買一匹布做新衣幾件。根據中國人民族性,你跟我一般高矮那倒可以,你比我有錢或更窮就不可原諒,鄰居要麼看不過眼這家人,要麼上門借錢,其實爸爸在香港洗牛仔褲,媽媽決定離開大陸,八一年帶着四個子女來港,只有智障的四妹留下。
「他(中共)對我媽媽造成的苦難很惡劣,但另一方面若不是共產黨邪惡,我們沒有這麼大志向來到香港,他邪惡但是做了一件好事,來到香港我們很感恩,感謝上帝,能夠在香港生活是好幸福的一件事,所以我們要珍惜香港,不要輕易拱手相讓,將香港賣給中國大陸。大家看見特區政府偷偷哋一地兩檢,很多事出賣香港。」
應亮 全世界睇香港點死

內地導演應亮認為不久之前香港人還很有士氣,可惜都失去了。

導演應亮來自上海,向來拍攝成本低、市場更小的紀錄片,習慣朝不保夕,近五年更被內地部門追緝,流亡香港。
二○○四年初到貴境參加電影節活動,到埗前大抵聽過○三年七一遊行、沙士為禍,他憶述:「來了以後比較多聽到董建華下台是什麼回事,那時候比較有興趣,咦,香港實際上發生很多事情,我在中國的時候知道的完全不一樣,中國說○三年七一遊行是慶祝回歸嘛。」
當初應亮是以旁觀者角度看香港,「我十三年前來香港的時候,這邊的人很有禮貌,沙士剛結束,社會其實比較蕭條,可是蕭條之中還有一種秩序感,有一種理智,有一種 order,有一種秩序,還是有一種信心。」
一二年電影《我還有話要說》面世,生命從此拐了彎,話說○八年上海男子楊佳刺死六名警察,被判死刑,片子從兇手母親角度出發,未料觸怒有關部門,當時應亮在演藝學院擔任客席講師,只好待在香港,便衣公安南下找他有話要說,倒也沒有抓他坐洗頭艇上大陸,「五年前可能見一見面香港人聽到已經覺得挺誇張,現在不算了。」
幾年來多得朋友說項,工作簽證得以續期,「我五、六年前來的時候差不多是一一年、一二年,那時候的香港跟今天還是很不同,那時候的香港比如說反國教,還是有一股士氣,有一股很強的一種『我一定做得到』。」居留五年,從旁觀者角度變成市民定位,目睹香港變幻時,我們失去很多特質,「這個事情失去得太快,比我想像的快,現在失去的速度比我想像大概快兩倍。」
他認為最重要不是具體失去什麼,而是人心改變,「我覺得最可惜的,也是最嚴重失去的東西,是人的一種天真──我不知道用這個詞對不對──人的一種天真,或者不怕。」他認為現在人人都怕了,自我審查,政權還未出手便先退縮。
「香港就是劉曉波」

應亮拍片揭露社會真相,當記者推薦 Christopher Nolan的 The Dark Knight系列,他還我奇異目光。

應亮慨嘆:「這種恐懼香港人以前很少,香港人很早給我的印象是不擔心,比較簡單、天真,因為對錯很清楚,法治很健全,司法是獨立的,總是有公平、安全的心理。現在不是,現在是什麼都怕,什麼都擔心,這個我覺得失去最可惜,因為人的精神會萎縮,人的精神會降下來,精神降下來就會變,行為社會就會變。」
例如某獨立電影節把電影分為敏感的和安全的,分別交給膽大和膽小的戲院老闆播放,然而膽小的老闆還是怕得半死,兩類電影怎能放在同一本小冊子上面?「這個就是很大的變化,這個就是自我審查,因為大家都恐懼。」
他解釋:「極權做事都是一樣,不只是中國,以前蘇聯、東歐都是一樣,就是讓你害怕,讓你知道我會動手,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,讓你不知道標準,可是我一直讓你覺得我是有標準,好像有個標準。」所謂無形的手,「永遠是這樣,這是他的管理方法,讓你自己管理好,他的成本就很低,然後你的行動就會降低。」

一一年拍攝《我還有話要說》,片子被內地封殺,他也回不了家,他估計當局後悔搞大件事。

他拍攝與社會議題有關的電影,很難選角,「包括我的朋友,《十年》也一樣,他們選角的時候跟我情況一樣,我非常理解演員,很多演員會自我審查,見面談一談:『這個電影劇本很好,我有興趣,但是我不能參加,因為內容的原因。』」
同一原因,應亮不獲演藝學院續約,本月起失去教職,「在香港演藝學院( APA)我不是第一個,在整個香港教育來說, APA也不是第一個。」
他剛在台灣拍完電影,之前向當地工作人員介紹香港:「其實香港就是劉曉波,劉曉波判刑十一年,香港判刑五十年,所有人都覺得十一年後他會出來,五十年後說不定香港也自由了,其實十一年內會弄死你,這個沒有人知道。」
他說:「劉曉波癌症晚期快死前一個月,然後告訴你說,差不多了,其實不是十一年,現在開始只有一個月,那麼所有的人都很驚訝,開始直播他怎麼死,沒有人有能力救這個人,你看着他死掉結束。香港一樣,香港就是直播死。」
撰文:陳勝藍
攝影、攝錄:王晴鄭樹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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