應亮坦言,當初拍《我還有話要說》時並未預料到會引起如此大的打壓,以為最多只會罰錢和暫時禁止拍戲:「畢竟不是文革,但我錯了,文革其實並未結束。」公安至今仍定期上門警告他父母:「他們說正在收集我的文字,指我和反對派走得很近,狀態挺危險。」

壹些事壹些情

流亡香港 是晴還是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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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,晴。香港人不會忘記。
應亮前晚與港人通宵撐傘擋警棍,自覺體力透支,天一光,就暫時撤退,回家補眠。醒來已日上三竿,打開電視,晴天萬里的金鐘竟已煙霧瀰漫:「我當時想,如果真的開槍,我就一定要再去。」說罷,橡膠子彈已上膛:「橡膠子彈都是開槍,很過分。」他隨即跟手抱歲半兒子的老婆道別。
應亮來自上海,本是這裡的一個過客。因拍下一套電影,被中共視為禁片,而被追緝。為逃避中共的威脅監視,只能滯留在香港,其間多次搬家,過着半流亡的生活,要見親人也只能到台灣扮旅行相見。
香港人沒有把他當成普通強國人,反而有賴一班港人像俠客般相助,才得以安全活命。為報答這裡的人,那天甘願為年輕人擋子彈,今天亦拍出一部金馬獎短片《九月二十八日,晴》,祝福這座「俠義城市」。但繼續留在這裡,真的可以一直晴天嗎?

很難想像香港人還有時間「俠義」,為磚頭每日朝九晚九搏殺已經夠辛苦,放工當然都急急腳,邊有閒情鋤強扶弱?應亮在拍攝過程中,都深刻體會到「土地問題」:「我想找一個七百呎老房子拍都很難,找了很久。取景時,我的年輕副導和製片也同時為租屋奔波,順道看房……拍完後採訪我們的記者和我回老房子做訪問,記者一上去就問:『呢間屋有冇得租,幾錢?』所有渴望,對於生活的出路,都好像通過居住來體現。這非常病態吧?」但面對強大生活壓迫,仍能伸出援手,更顯珍貴。

拍故事成罪名


《九月二十八日,晴》找來本地資深電影人張同祖和舞台劇演員彭珮嵐飾演父女。上年《十年》奪得金像獎最佳電影,惹來黃百鳴等搵慣人仔的「電影人」不滿,曾任金像獎主席的張同祖就挺身力撐《十年》:「你叫佢拍《反十年》,睇吓有冇人睇?」

上海○八年發生殺警案,男子楊佳刺死六名警員,但審判過程充滿問題:楊佳被安排政府法律顧問為他辯護,官方又找不合資格的研究所替他鑑定精神狀態,最終被判死刑。應亮把故事改編成電影《我還有話要說》,講述兇手母親面對孩子審判的心路歷程,他因而贏得瑞士電影節最佳導演獎,但也觸動了官方敏感神經,欲買斷版權阻止放映,甚至發出追緝手令。那是一二年,應亮正在演藝學院做客席講師,正好不在內地。但公安連家人都不放過:「公安想把父母帶到香港找我,求我停止放映,但他們沒有聽從。我聽到警察內部訊息,當年公安其實聯繫了香港警察,要求用秘密手法帶我回去,但當年是被拒絕的。」
後來便衣公安來港:「他們威脅說,你的簽證很快到期喔,他們連簽證狀況都知道。」他一直在演藝學院工作,以工作簽證身份來港,見過公安後,工作簽證竟碰巧遲遲未續批,他感激有心人幫手:「一群香港的電影朋友,原本不算很熟,全部坐下來,不停打電話,利用各種關係。除了幫我解決簽證,提供暫住的地方,又連繫國外朋友,如果我明天要走,可以到誰家。」應亮不欲也不能透露「俠客」的身份,怕連累他們:「本身都很忙、很累,白天都有工作,他們卻當成自己的事,比我還煩惱、恐懼。」應亮才得以留港教書、拍電影。

香港釋放他的恐懼


兒子剛出生時家住旺角,應亮只能透過那扇狹小的窗口帶他看世界。為了給他更好的生活空間,他們先後搬到長洲和新界村屋。現在屋外有一小塊田,可以一家人享受耕種之樂。

在重慶大學讀電影的應亮,一直都在拍與社會議題有關的獨立電影,同時也偷辦獨立電影節,但他承認,在大陸拍片,總在不知不覺間自己掣肘自己:「是有顧忌的,來自長年的教育和社會環境,給予你不停的恐懼,讓你害怕,例如六四,這種恐懼會遺傳下來。」但一一年來到香港,看過維園不滅的燭光,也見過七一的人潮,無形中給予了他鼓勵:「這個地方的人,說話、做事跟中國相比,都理直氣壯很多。」在內地時已留意楊佳案的他,在香港感染了理直氣壯的「病」,才能下定決心拍這套戲:「如果沒有在香港生活過,我不會有非常強的自信,不去自我審查,不去考慮政府怎想。」
七七年出生於上海的應亮,成長於一個幹部家庭,外公、外婆是市政府高幹,他和父母亦住在政府宿舍。八九六四之後,內部權鬥不斷,父親不幸被捲入其中,被政府以經濟犯罪之名拘禁: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說爸爸的案子,還未審判就說了他的名字,還叫他犯罪人。」
應亮剛升初中,還記得當時宿舍內不絕於耳的冷嘲熱諷:「你看你家出這樣的事,多好笑!很多人不敢跟我家說話,遠遠看到就低頭,怕惹禍上身。」少年應亮嘗過幾年顛沛流離的生活:「為了爸爸,媽媽經常到處找有關聯的人,人大的、法院的。一段長時間,我放學就跟媽媽去各種人家裡,我在陽台做功課,她們就在房間談案子。」後來媽媽擔心他的學業,就安排他到親戚家住,亦怕他因父親的事受同學排擠,要不停轉校。

家人台灣相見


突然變成中共敵人,應亮亦曾有過迷惘的時候:「對家中的怪聲和街外人的目光都很敏感,每通電話都覺得有人監聽。」應對恐懼的方法,是專心教書和拍戲:「當你去猜去想,自我管理,什麼都不做,那個政權就很高興。」

三年半後父親總算被釋放,但政治迫害的詛咒並未因此結束:「我記得很清楚,在爸爸回家那一天,他對親戚說:『我是無罪的,所以我一定要證明清白。』周邊的人都勸他,說共產黨做事不講道理,關你三年半後放你出來,就算了吧。」結果父親堅持了六年半時間,其間承受着公安不斷的關照,才把罪名平反。沒想到事隔二十幾年,這次換上自己的兒子被中共迫害,公安再次定期上門「探望」,四年過去仍未停止。身為獨子的應亮心裡當然歉疚:「愈來愈掛念他們,家裡發生的事,例如搬家,都幫不了手。他們年紀大了,生病,也沒能照顧他們。」
社會不公對一個家庭可以造成多大影響,應亮自小到大一直經歷。留港期間所拍的《九月二十八日,晴》,也是以社會議題做背景訴說親情:年輕人預備獻身於社會運動前,回家和老爸吃一頓簡單午飯。但流亡來港的應亮,要和家人吃頓簡單午飯,還得以用上一個電影感十足的方法。由於老婆在四川的家人亦被政府緊盯,難以來港相見。「我叫她們報團去台灣,我們就帶小朋友,藉電影節給我入台的手續去。」應亮訂了同一家酒店,外母晚上就能在房中湊仔;早上他就搭的士,跟着旅遊巴一起參加鴨仔團:「我們只跟導遊講是台灣的親戚,通融一下。」應亮寄望不久將來,也能讓自己父母以這方式親眼看看孫兒。

隱藏自己

應亮雖然在港生活五年,但廣東話仍是能聽不能講。相反在香港出生的孩子已經上過幼稚園學習:「他都『失天失趕』(識聽識講)。」孩子的出生,令他真正要學做香港人,正面面對「土地問題」。應亮這幾年也搬過好幾次,孩子出生前,兩夫婦都不介意屈身於旺角的狹小單位。後來他到長洲做紀錄片工作坊導師,愛上這小島的人情味,決定搬入去,給孩子更多空間。
雖能隱匿在南方小島,卻無法避開中港矛盾:假日的長洲人山人海,除大陸客,還有因市區逼滿大陸客而來抖氣的港人:「我出門提前十分鐘到碼頭,船已經滿,會遲到。」原本可以靜靜坐在長椅上看書的海旁,亦變成單車橫衝直撞的地方:「試過一天連續三輛單車撞過來。」應家現已搬到更僻靜的新界村屋。即使搬離了長洲,應亮還是惦記着那時的鄰舍關係:「過年過節時大家的互動很多。」
記者跟他回長洲舊居,遇上從前的業主在放狗。業主問候應亮太太的現狀;應亮也說新年要來拜年。他指着正在錄影的攝影師:「他是我的學生,在練習。」雖然他和鄰居很稔熟,卻始終不敢把自己的故事告訴他們:「長洲還是個很『紅』的地方嘛。」




一一年,當時身在香港的應亮一有課餘時間,就回內地拍攝《我還有話要說》。殊不知完工以後,他和他的電影都無法重回誕生的地方。


雨傘運動期間,人人在 facebook上載學生相撐學生,應亮也找來一千零一張相支持。 能容得下他嗎?


流亡在港初期,應亮曾感恩香港警察仍堅守「一國兩制」,未有把他交到公安手中:「英國人留下的,獨立而非政治工具的紀律部隊還在。」但在金鐘現場,近距離見識過防暴警察如何對付市民後,一切想像都已幻滅。(高仲明攝)

受過中共迫害,也體會過外來客入侵之苦,雖是內地人,但應亮也認定香港不應「中港融合」:「那名詞實際上就是中國化。」為香港也好,為孩子也好,他認為香港應對港獨有更開放的討論:「無論往什麼方向去,都不應往『一個中國城市』的方向去,那就完了。」
但現實卻正一步步朝這方向墮落。當日敢於拒絕公安「引渡令」的警察已變成「慈母」;香港的港人也能「無端端」被搭洗頭艇失蹤。應亮再講起他那提心吊膽的歲月,總輕鬆得像在描述黑色喜劇場口,但他每次重新申請教席和工作簽證時,其實仍帶着憂慮,更為可能的逃亡歲月做過彩排:「有次我簽證馬上到期,碰巧有個日本電影節要去,有可能我明天去東京就回不來。」那時孩子剛滿百天,兩夫婦都未試過帶他遠行:「一個星期天,我們就帶上所有行李和小朋友的東西,推着他的車,由長洲去南生圍,看他的反應,要怎麼照顧他,積累經驗。說不定幾天後太太就要帶他坐飛機去日本找我,不再回來。」
「怕唔怕因為你繼續拍呢啲電影,有朝一日你個仔會經歷你細個嘅情況?」記者問。
「爸爸出事的時候,整個國家都說他是犯罪人嘛。香港絕對不至於那麼孤獨吧。」應亮看香港仍充滿希望:「例如林榮基出事的時候,我就看到香港人身上的 Element就是不一樣。」應亮寄望兒子和他也會有這種 Element:「在中國的環境,小孩有什麼未來?恰巧因為這樣一個不幸,令我短期也不能回去,說不定有孩子後,我會更有責任心,為這個城市和他的未來去爭取。」

撰文:關冠麒
攝影:葉漢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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